邓文仪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，他只穿军服，见了将军们就行礼。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来是邓的部下，如今邓要向孙立正、报告。大家看见后，在背后都笑话他。由于邓文仪忍气吞声，既勤快又没有架子，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，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了起来。
1938年，经贺衷寒等人的举荐，邓文仪当上了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，老江这次没有反对。邓上任后编辑出版了《黄埔周刊》、《黄埔季刊》和《黄埔丛刊》，做的风生水起，自以为事情应该过去了。岂不知老江对他余恨未消。当时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，老江亲自主持，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，邓文仪就亦步亦趋的跟在后边。江突然回头对邓说:“你处处跟着我走，是否觉得漂亮些？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，你给我滚下去！”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，邓文仪当时无地自容。
邓文仪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，妻子李白坚当时正因难产住院（几天后就去世了），邓因要陪江参加典礼而未去照顾妻子。却不料江给他当头一棒，邓意外受辱，回家后痛哭流涕，决心用“军人魂”佩剑自杀。经众人劝说方才作罢，第二天照常到校办公。
实际上我看到这件事并不是替邓文仪难过，而是为他感到庆幸。说穿了老江还算是一个厚道之人，不过就是当面让你下不来台而已。政治上的事情岂会如此简单，大家尽管设想一下，要是老江穷追猛打，派人对邓文仪各种批斗、各种折磨，那你邓文仪还不是只得干受着，又能怎么样？说穿了这件事恰恰说明，老江当初对邓文仪，有多么器重。
邓文仪晚年做的一件壮举，是当时台湾对大陆采取的是“不接触、不来往、不谈判”的所谓三不政策。1990年春节邓文仪由台北秘密来到北京，并受到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邓晓平的接见。这是两岸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见，打破了双方之间多年的坚冰。可以说对于打破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，推动两岸逐步和解，邓文仪先生是有功的。
要说老江这个人，人情味还是相当重的。两个儿子长期不在身边，甚至大儿子都不知道是死是活，老江的舔犊之情就转移到几个子侄身上。先是十分重用江孝先，同时又一直把孝真带在自己身边。西安事变之夜，面临杨星辰的穷凶极恶，老江当时只求救下侄子的性命，都没把自己的死活当回事。
实际上公里公道的说，老江起初并没有传子的意图，而是在国民党中寻找自己的接班人。对于邓文仪大失所望之后，老江自己看好的接班人先后有两个：一是胡宗南，二是陈诚。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，都是在老江看来是政治觉悟比较高、也就是坚决反供的军人。当然，按照老江一贯的风格，两个人在军事上都比较平庸。
胡宗南是浙江人，在黄埔一期生中号称“天子门生第一人”，大家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胡宗南是江结時最器重的学生。当然这种说法是绝对有根有据的，因为胡宗南在国军中起家，就是江结時最嫡系、甚至可以说嫡系中的嫡系的第1师、第1军，这样子一步一步爬上来的。
胡宗南参加了淞沪会战，他37年9月2日率部到上海，9月13日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，是黄埔生中第一个军团长。第1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很大，11月6日第17军团撤出战斗，12月回到关中。
38年胡宗南参加了河南的兰封会战，后来又参加武汉会战。跟淞沪会战一样，打得都很糟糕。39年8月胡升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，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。12月胡宗南受江结時指使，曾经集结部队准备进攻延安。
1940年1月，老江掀起第一次反供高潮，胡宗南奉命向陕甘宁边区纵深进犯。共蚕食边区5个县，并公开喊出“消灭边区”的口号。胡宗南在边区周围，构筑了一条长达700余里由各种碉堡、工事组成的封锁线。
1942年7月23日，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（长官是朱绍良）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。朱绍良不管事，胡宗南实际掌握第8战区实权。胡宗南麾下，高峰时期有兵60万。他是黄埔生中兵力最多的将领，比杜聿明还多，人称“西北王”。
1943年7月，胡宗南密谋突袭延安，被他的机要秘书、地下党熊向晖透露出来。茅则冬连续发表新华社评论，闹得全国沸沸扬扬、群情汹涌，只得作罢。
1944年4月，胡宗南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因为不服司令长官陈诚，称病赴华山休养。5月日军土肥元部调集12万兵力突然进攻中原，国军连失数城，土肥元如入无人之境。6月13日中美空军大炸豫西之敌，胡宗南部猛烈反攻，取得胜利。8月17日胡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，12月19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代理司令长官。
1945年7月31日胡宗南被正式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，成为黄埔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。10月3日胡宗南被特加陆军上将衔，此时第1战区指挥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、25个军，总兵力达到50万人，势力遍及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河南和晋东南地区。
胡宗南在抗战中的战绩比较一般，别说跟辉煌的李宗仁和薛岳相比，就是跟其他一般的国军将领来比，也只能说战绩寥寥。但这确实不能怪胡宗南自己，而是江结時把自己最信任、最器重的部下，用来封锁和对付共产党，他想打日本也没有发挥的地方。
很多跟胡宗南长期相处的人，对胡宗南共同的印象就是抗日非常坚决，比如江纬国就多次提到这一点。我估计胡宗南对于校长对他的这种使用法，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。要说老江真的是死硬的反供分子，他把国民党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（实际是否如此那是另外一回事）不是用来抗日，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。而且经常是在抗日战场非常紧张的情况下，也不愿意从边区周围撤往抗日战场。
所以胡宗南尽管抗日战绩很一般，但却耽误不了升官，从军长一直到战区司令长官。所以在邓文仪之后，胡宗南很明显就是老江第二个看中的接班人，因为老江认为胡宗南反供态度非常坚决。
实际上这种很高的政治觉悟掩盖了胡宗南在战场上的无能。当然也不能说胡宗南在军事上从来就很低能，关键是老江一直用他来封锁共产党，他缺乏战斗历练，自然军事上就会越来越差。
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胡宗南在黄埔毕业之后，他并不是受到什么特别的照顾，不过是从少尉起步的。说实话这在全部一期生中，起点是比较低的，很多人都是从中尉起步的。但胡宗南从1925年到1928年，在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、刘震寰的叛乱中，以及在北伐战争中，屡立战功，从班长一直升到师长。毫无疑问这不可能靠溜须拍马，他也没有过硬的关系可以依靠，只能说胡宗南肯定在军事上有过人之处。别忘了这可是国民革命军的第1师，是嫡系中的嫡系，号称“天下第一师”。
到了全面抗战时期，胡宗南的第一仗就是淞沪会战。这一次他打得不好有人说是因为第1军是“仓促参战”，这个原因就是胡扯了。你又不是足球队，你本身就是部队，什么叫“仓促参战”？只能说整个淞沪会战的大战略就决定了，不可能有哪支中国军队能打得很漂亮。
到了兰封会战跟武汉会战，还是打得很糟糕，这就说明胡宗南的军事水平可能比较一般。也许当连长、当团长还不错，但一到了高层指挥就露怯了。其实这也是黄埔学生的通病，并不是胡宗南一个人有这个问题。有人说38年5月的兰封会战中，胡指挥部队攻打兰封外围，已经扫清了通往城内的道路，但土肥元第14师团仍突围而去。这叫什么话？说明你并没有把该守的地方守住。
到了武汉会战，胡的部队占领了重镇信阳。日军反攻信阳的时候，因为留守的团长马载文临阵脱逃，导致信阳失守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一个军长打仗，没有打好要怪一个团长临阵脱逃，请问这是什么水平？这样写战史的作者，不是糊涂就是有意给胡宗南开脱。
但江结時属意的胡宗南，国军一败到台湾，就不可能当接班人了。为什么呢？1950年5月，台湾“监察院”李梦彪等46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，认为国军失掉大陆，主要责任人为首的就是胡宗南。
这是因为从50年年初开始，台湾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“检举共谍”和“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”的运动。除在民间大肆抓捕嫌疑人员外，还将整肃的矛头指向一些军政大员。